已成为众矢之的的国企MBO(产权改制中向管理层转让股权)，在国家出台专项法案严加规范之后，似乎暂时消停下来。大型国企严格禁止，中小国企探索尝试，特殊行业如高科技产业可区别对待，并把股权、期权的激励制度与MBO严格区分开来，国资委作为管理层，其规范文件的原则表述条分缕析，有理、有力、有节，这使得广泛存在的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似乎可以减轻一些。

      不过，在已经大规模展开的地方国企产权改制“浪潮”中，另一种“暗流”早已潜滋暗长起来，并渐渐形成主流观念和行为模式。这就是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招牌下过度吸引和依赖“外资”，为了获得眼前的短期现金收益，而忽视地区甚至国家未来的产业布局形态。

      有专家把这称为“资本层面的‘国退洋进’”。而与国企管理层MBO相比，跨国公司和跨国财团有着更深层的企图和目标：先持股，再控股，进而全面左右企业经营，最终通过产业整合，使得“经过外资改造的国企”成为其全球产业链上某个可以随意把控的环节。

       两年前，福建的国有碱性电池生产商南孚电池，以8亿元产值成为中国电池市场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但是，正值黄金发展期并力求向海外扩展的南孚电池，在当地政府“吸引外资”要求下经过一系列资本运作，最终被跨国财团摩根斯坦利等成功收购并控股。之后，又被摩根斯坦利转手卖给美国吉列公司。熟知内情的企业人士都知道，吉列公司生产的“金霸王”电池正是南孚电池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而其当时的市场份额据称还不足南孚的10%。一个正在成长的民族品牌就这样“洋化”了，而为了不与其“同门”的外国产品抢夺市场，其海外市场也就此搁置。

       南孚遭遇也许只是个案。但很多国内明星级企业，比如哈啤、上海永乐、徐工集团、张裕集团、华北制药、华凌管线等，它们背后晃动的外资收购的身影的确令人担心。分析人士称，以前地方政府与地方国有企业水乳交融的关系，正伴随着地方政府与外资的“蜜月期”到来而有所疏远。最近3年，一大批跨国产业巨头正通过受让地方政府的国有股权，成为一批领袖企业的第一或第二大股东，而以跨国集团在资本市场的操作经验来讲，控股股东其实只是时间和耐性的问题。

       财经专家王吉舟认为，那些外资背景的战略投资者，在地方国企的产权改制中正在形成一套完整的“套利模式”：他们利用对国际资本市场的熟悉和先天优势，高价(地方政府眼中的高价，外资眼中的低价)进入，取得资本控制权，然后转手卖出并获利退出。一句话总结，就是“以美元换资源，再回过头去，把资源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给跨国同行业公司或者国际资本市场”。

       2004年，刚刚进入中国的美国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Group)曾表示，“未来几年中国国有产权改制市场将有很多故事可供挖掘”。凯雷是资产排名世界第六的私募股权基金，其投资目标多是各国军火、能源、金融、电信等“命脉行业”。因为中央直属企业目前还不允许跨国财团进行并购，据说凯雷在国内目前进行的两起收购对象都是地方所属的规模稍大一些的国企。

       事实上，从去年国企MBO经“郎顾之争”的大讨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后，一些地方国资管理部门对国有产权转让给管理层或其他民营企业的“口子”开始卡紧了，而对外资的“口子”反而放开了。地方国资管理部门因为有着扩大地方的知名度、快速回收现金增加财政收入、提升政绩等等要求，在外方投资机构强大的资金实力和既慷慨又专业的表现下，让外方“战略投资者”受让国有股权就变得水到渠成了。而这个过程，很有可能造成优良的中国企业资源的外流。

       商业的全球化意味着不断开放市场。目前，大约20家跨国大财团掌握着全球的资本控制权。这些草原上的狮子，在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下掠食羚羊。如果中国在自己的资本市场和资本价格体系建立健全之前过早地‘国退洋进’，结果可能就是“羚羊全被吃掉，而不会诞生一头狮子”。

       也许有必要成立“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样的智囊类型的问讯机构了，通过该机构审核和监督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投资的目的和进程。因为我们必须明白：在地方国企产权改制中，有比管理层更加凶狠的收购者，那就是跨国公司和跨国财团。